改革，是我生命中的美丽相遇
时间：2020-04-27 来源： 作者：程建明 [收藏] [打印] [关闭]
心绪飞扬在三伏天，心语低吟浅唱流年昔往，当翻开自制且已发黄的报刊剪辑（是我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剪辑）时，心花绽放出盛夏的馨香，也唤醒了一段尘封的记忆。随着文字在眼前的跳动，我与改革美丽相遇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1979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第一个春天，我在原范家岗公社（今称陈策楼镇）随党委书记到陈策楼大队（今称陈策楼村）蹲点。由于该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较早，当年各种农作物产量在上年增产增收的基础上又大幅度增长，经济收入更是破了天荒。
正当干部群众准备大干1980年时，中央又适时提出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政治上实现进一步安定，这本是三中全会精神的继续和发展。由于当时一些社队干部不好好学习中央文件，对如何完善生产责任制心中无数。有的甚至把责任制也当成是“调整对象”，误认为生产队规模越小越好，变两个作业组为两个生产队，有的还想退回到继续吃“大锅饭”的老路上去。我们工作组同大队党支部一道，认真学习领会中央文件精神，因地制宜地确定生产责任制形式，干群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那段时间，我忙得喘不过气来。白天跟农民下田地干农活，边劳动边听农民的意见和建议，边做思想政治工作，晚上工作组学文件、碰头拟方案，工作组会散了，我还要起草方案、写通讯报道。常常通宵达旦。比如，我针对上述情况，写了一篇题为《总结 完善 稳定》的评论，先后被《黄冈报》和《中国农民报》刊用。后来，一位朋友告诉我，当时黄州公社党委还组织干部学了这篇评论。我还记得，我每周要回公社一趟。有天晚上回公社，在办公楼走廊里遇见了管委会主任夏华东。夏主任问我：“小程，你们和徐书记在陈策楼搞的责任制到底行不行？”我脱口而出：“行！群众都赞成，实际效果也不错呀！”“走，到我房间去说。”到了夏主任房间。未等我落座，他先开腔：“小程，不瞒你说，我虽然分管经济工作，党委没安排我蹲点农村，但我很关注这场改革。去年，在街上常碰到陈策楼的一些熟人，他们向我反映了不少情况，说咸说淡的都有。说实在话，我偷偷去过陈策楼三次，对我触动是蛮大的。去年冬天，听说陈策楼实行大包干后增产又增收，我到田畈转了一圈，见小麦、油菜长得不好，且田畈见不到一个人，我怀疑你们搞假。春节后又去了一次，见农户为用耕牛、用水吵嘴打架，心里不是滋味。前些天我又去转一圈，小麦、油菜大变样。田畈满是搞田间管理的人。我问过几个人，都夸中央政策好，他们吃了‘定心丸’，照这样干下去，致富有希望。现在，我心里彻底敞亮了。”夏主任说完，我把陈策楼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他虽读书不多，但听得很认真，还不时在工作笔记上写上几笔并点头。
1981年11月，我调到黄冈县委办公室调研科工作。调研科，顾名思义就是以调查研究为主，给县委献计策、当参谋。一有调研任务，我就主动报名去范家岗公社。因那是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人熟地熟，容易获取一手材料。一天，我在公社正准备骑自行车去张家铺大队调研，一辆吉普车开进了公社大院。车上下来的是湖北日报驻黄冈记者站的张诗淦站长和县委宣传部通讯科副科长童庆云，我们也很熟。相互握手问候后，就各忙各的去了。吃晚饭时，我们又在一张桌子上，童科长告诉我：“这次釆访主要是解决‘顶门杠’问题。”我一听就明白，当时实行大包干，民间有段顺口溜说：“上头（指中央）放，下头望，中间（指公社）有道‘顶门杠’”。我立马回答：“你们可采访一下夏主任呀。”接着，我一五一十地向他们讲了夏主任对实行大包干前后的思想和行动变化，他们听得津津有味。饭后，就立马找夏主任座谈。没过几天，一篇题为《夏华东三下陈策楼》的通讯，在《湖北日报》头版头条发表。这一鲜活的身边典型，让公社干部洗了一次脑。也就是这一年，黄冈县全面实行了大包干，经济形势大为好转。
改革，是我生命中的美丽相遇，它不仅使我增长了知识和才干，提升了综合能力，也使经济大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而如今再回首，当年的一切都只能是珍贵而甜蜜的回忆了。
1979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第一个春天，我在原范家岗公社（今称陈策楼镇）随党委书记到陈策楼大队（今称陈策楼村）蹲点。由于该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较早，当年各种农作物产量在上年增产增收的基础上又大幅度增长，经济收入更是破了天荒。
正当干部群众准备大干1980年时，中央又适时提出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政治上实现进一步安定，这本是三中全会精神的继续和发展。由于当时一些社队干部不好好学习中央文件，对如何完善生产责任制心中无数。有的甚至把责任制也当成是“调整对象”，误认为生产队规模越小越好，变两个作业组为两个生产队，有的还想退回到继续吃“大锅饭”的老路上去。我们工作组同大队党支部一道，认真学习领会中央文件精神，因地制宜地确定生产责任制形式，干群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那段时间，我忙得喘不过气来。白天跟农民下田地干农活，边劳动边听农民的意见和建议，边做思想政治工作，晚上工作组学文件、碰头拟方案，工作组会散了，我还要起草方案、写通讯报道。常常通宵达旦。比如，我针对上述情况，写了一篇题为《总结 完善 稳定》的评论，先后被《黄冈报》和《中国农民报》刊用。后来，一位朋友告诉我，当时黄州公社党委还组织干部学了这篇评论。我还记得，我每周要回公社一趟。有天晚上回公社，在办公楼走廊里遇见了管委会主任夏华东。夏主任问我：“小程，你们和徐书记在陈策楼搞的责任制到底行不行？”我脱口而出：“行！群众都赞成，实际效果也不错呀！”“走，到我房间去说。”到了夏主任房间。未等我落座，他先开腔：“小程，不瞒你说，我虽然分管经济工作，党委没安排我蹲点农村，但我很关注这场改革。去年，在街上常碰到陈策楼的一些熟人，他们向我反映了不少情况，说咸说淡的都有。说实在话，我偷偷去过陈策楼三次，对我触动是蛮大的。去年冬天，听说陈策楼实行大包干后增产又增收，我到田畈转了一圈，见小麦、油菜长得不好，且田畈见不到一个人，我怀疑你们搞假。春节后又去了一次，见农户为用耕牛、用水吵嘴打架，心里不是滋味。前些天我又去转一圈，小麦、油菜大变样。田畈满是搞田间管理的人。我问过几个人，都夸中央政策好，他们吃了‘定心丸’，照这样干下去，致富有希望。现在，我心里彻底敞亮了。”夏主任说完，我把陈策楼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他虽读书不多，但听得很认真，还不时在工作笔记上写上几笔并点头。
1981年11月，我调到黄冈县委办公室调研科工作。调研科，顾名思义就是以调查研究为主，给县委献计策、当参谋。一有调研任务，我就主动报名去范家岗公社。因那是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人熟地熟，容易获取一手材料。一天，我在公社正准备骑自行车去张家铺大队调研，一辆吉普车开进了公社大院。车上下来的是湖北日报驻黄冈记者站的张诗淦站长和县委宣传部通讯科副科长童庆云，我们也很熟。相互握手问候后，就各忙各的去了。吃晚饭时，我们又在一张桌子上，童科长告诉我：“这次釆访主要是解决‘顶门杠’问题。”我一听就明白，当时实行大包干，民间有段顺口溜说：“上头（指中央）放，下头望，中间（指公社）有道‘顶门杠’”。我立马回答：“你们可采访一下夏主任呀。”接着，我一五一十地向他们讲了夏主任对实行大包干前后的思想和行动变化，他们听得津津有味。饭后，就立马找夏主任座谈。没过几天，一篇题为《夏华东三下陈策楼》的通讯，在《湖北日报》头版头条发表。这一鲜活的身边典型，让公社干部洗了一次脑。也就是这一年，黄冈县全面实行了大包干，经济形势大为好转。
改革，是我生命中的美丽相遇，它不仅使我增长了知识和才干，提升了综合能力，也使经济大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而如今再回首，当年的一切都只能是珍贵而甜蜜的回忆了。
